潮新闻客户端 韩锋

在历史和现实的田野上，一代又一代，总有那么多执着的人在不停地弯腰拾穗，不然，怎么会有堆积得如此满堂堂、金灿灿的文化粮仓？——题记　

玉兰如烛，腊梅初谢。仲春的柔阳里，著名作家田渭法老师寄来了厚厚的一叠打印文稿。这是他即将出版的新著——《浣纱江边著文章》的原稿。田老师嘱我为这部新著作点评论，让我有些惶恐。

田渭法是上世纪由刘绍棠和骆寒超两位文坛巨匠推荐加入中国作协的会员，至今已有300多万字著作奉献给读者。作品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有历史考据的论文，已结集出版《田渭法作品集》二部。近年来，作家秉承自己对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和放眼世界的视野，深入挖掘家乡诸暨的人文厚土，如春蚕吐丝，笔耕不辍，在传统刊物和新媒体平台推出了一系列考据严谨、视域广泓、沉思深厚的文章，撰写了一位位古今医家、科学巨匠和众多平而不凡的人物，让读者眼前一亮。这些作品我已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如今作家结集出版，又一次系统阅读这些文章，使我从中体会到作品深邃的思想和艺术和历史价值。

一、医史行舟

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与自然抗争，在洪水猛兽、瘴疬疾病夹击的严酷环境下寻求生存繁衍。这其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从人类源头开始便是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为了子民的平安，先祖神农氏尝遍百草，最后因断肠草而亡，事迹悲壮可歌可泣，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上灼灼发光。

田渭法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作家。他行过医，做过记者编辑，又长期从事家乡诸暨的地方志编纂和医学史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在历史迷宫里为光明的一线天而孜孜以求。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着作家所必备的丰富文学畅想，创作早期就写下了以北宋医官王惟一铸造针炙铜人为故事的长篇小说《大宋铜人》等医学题材的小说。

同时，他以史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认真考据历史文献，大胆推理想象，几十年来，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史敏感，对家乡明代医官戴思恭的医道、医术和生活背景作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取得了惊人的发现。

戴思恭曾为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宗朱允炆、明成祖朱棣三位帝王解除苦疾，凭高超的医术受信于明初三位皇帝。在明代刀光剑影、争斗诡谲的宫廷里，他被三代皇帝命名为“仁义人”。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的第三子晋王朱棡病入膏肓，御医回天无力。太祖迁怒于诸医，逮之治罪，唯戴思恭可事外。大医慈悲，面对同行的安危，戴思恭并未明哲保身而置身事外。他从容进谏，向以严厉闻名的明太祖说明晋王已病入膏肓，而非御医失职，“诸臣由是免死”，救下了医官同行，其大德为《明史》所载。

为深入研究戴思恭的从医经历，田渭法多次去戴思恭的老家实地考察，对这位名医的后代一次次采访，发掘出戴思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极大地丰富了这位大医仰之弥高的形象。他从戴思恭身上提炼出精诚、慈悲、敬业、大爱的人文精神，让人深深感到戴思恭不光是六百多年前那个朝代里郎中先生的楷模，同样也是当下医者的榜样。读着田渭法一篇篇对戴思恭的研究文章，我看到了大医高洁的品行，在古代“同行嫉妒”的传统里，他不但医术高超，更以自己置身危险之中而救人的胆魄，照亮着后医者行医的旅途。

在对戴思恭遗迹的探索中，田渭法和同伴们一起发现了戴思恭“奉政大夫太医院使戴公圹志”石碑。这一实物的发现，为家乡诸暨博物馆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实物。这项发现，为典史的记载填补了实物的佐证，也是中华医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发现，《中华医史杂志》主编陆肇基曾专程到诸暨核实了解情况。田渭法多篇关于戴思恭的研究论文，先后被《中华医史杂志》《浙江中医杂志》等刊收载。

读田渭法史料详实、想象丰富、目光尖锐的文论，足以让我感受戴思恭胸怀大格局，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的医家人格魅力。谈到三十多年对戴思恭研究的历程，田渭法发自肺腑的谦逊：

“发现、发掘戴氏医学文化，要有耐心、专心、恒心，但有时也靠‘凑’。自1967年马剑乡的行政管理归属诸暨以来，发现和发掘工作数查找到戴思恭墓址、墓碑为最，这为研究戴氏医学文化树立了里程碑”。

作家的体会让人感到他不为功利的人生底蕴，一个“凑”字很好的地呈现出他的谦逊朴实。“凑”字作为口语有着鲜明的诸暨方言特征，作家把他对戴思恭存世遗迹的一次次探究后的发现，表达为只是偶然寻得的一次机遇——“凑（凑巧）”。然而，没有对戴思恭这位医学大家的仰望，没有三十多年持之以恒在大医家乡马剑镇的探寻，没有如“牛虻”一样叮在医史上不放那“众里寻他众千百度”的专注，哪能“凑”得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结果？

读田渭法的作品，感觉到日里夜间，他总在用自己一双锐敏的眼睛在探索，或医或文或史，风尘仆仆一路走来，字里行间时时透露这位狭义和广义的医生对社会冷暖的深深关切。

2021年，在“新冠”的风波里，浙江上虞遭遇了一波疫情的狙击。上虞与作家的故乡诸暨同属绍兴，也是作家从医人生的第一站。“文章合为时而著”，为鼓舞上虞抗击疫情，田渭法即刻写下了他上世纪70年代，在这个浙东海边县与烈性传染病斗争经历的文章——《1975年，我的上虞抗疫记》，记述了他作为卫校的一名实习生调往疫区，与老师同学们一起不畏生死抗击霍乱的防疫经历，刊发在各级报刊媒体上，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抗击“新冠”的信心。

二、原乡的回声

在阅读《浣纱江边著文章》系列作品中，我对作家的创作作了一些归纳和梳理，总有一种原乡的韵味蕴含其间。田渭法的创作以家乡诸暨这一原点起步，作品的语言和意韵带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历史与现实交织，不停传递着原乡的声音。在田渭法的创作人生中，有一位作家对他的启蒙、引领和风格定型影响最大，这位作家就是刘绍棠。作为鲁迅之后的乡土文学的旗手，神童出道的刘绍棠在4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一直致力于他所认定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原则”实践。他以家乡“河北通县”农村为摇篮，一部部写着嫩苗遍野，清新淡雅，生机盎然的“田园牧歌”，《蒲柳人家》《瓜棚柳巷》的藤蔓上无不结着这种乡土文学的果实。他的创作深深地影响着田渭法。

长篇小说《西施后传》《浣江血祭》和这部待出的新作《浣纱江边著文章》，田渭法以他的“通县”——诸暨为原乡，以中国乡土文学“十六字原则”为心中之韵，在史中的先贤、医学翘楚和当今各界精英和凡人的生活中挖掘他们思想的光华，在语言上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芳香。这部作品既有纪实小说，又有纪实散文，还有史学论文等体裁，他善于在史实求真中，找出事件的典型性，以朴实的语言风格去传递出人物的“这一个”形象，在他文学的土地上展示出他们的气质和个性，如击燧石留下思想的火花。

我国于1965年发明了麻疹疫苗，《说说“诸暨麻疹疫苗免疫观察研究”30年》乡土气息馥郁。在这篇文章里，田渭法用富有家乡特色的思维和语言表达形式，对他所亲历的获得了国家级奖项的诸暨麻疹疫苗研究的曲折过程作了传神的描述。

“提起麻疹，谁家没吃过苦头？美丽的西施故乡流传着一句话，叫‘痘里不死麻里死’。相传，西施姑娘有两个亲妹妹，长得跟姐姐一样美，可都被麻疹夺去了生命。解放前，诸暨麻疹发病率为99.7%，为所有传染病之冠。患者多，死得也多。西施出生地浣纱村，有一百多名孩子患麻疹死去。”

田渭法把二千多年来天花（痘）与麻疹（麻），这两种具有人类普遍易感性的传染病在当地的流行，结合历史人物、故事、谚语和环境等用方言形式绘声绘色的描述，呈现出高超的文字信息的集约处理和传播能力。

在30年控制麻疹的研究中，作家的笔下留下了奉献这一事业的一个个真诚、朴实、献身的平凡人物的崇高形象。他们的品格已溢出纯医学的范畴，升华为普适于各行各业的精神和榜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诸暨被选择为麻疹疫苗跟踪研究的试点县。研究需要在偏僻的农村儿童中采血，进行标本的抗体检测以保血清的纯正性。相对隔绝于外部世界的百姓对这项工作顾虑重重，担心这是在打绝育针。为开展这项工作，当地医院的陈院长曾为此挨过孩子家长的巴掌，陈院长爱人哭着让他再也别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了。可重任在肩的陈院长却叫来女儿，一次次在百姓面前重复在自己幼小的女儿身上扎针采血以打消人们的顾虑——

“爸爸，我的血不是抽过了？”

陈院长女儿委屈的眼泪至今恍若在眼前，让人感动不已。

为做好麻疹疫苗的持续跟踪研究，袁洪扬和邱永苗两位医生远道去上海为外出务工人员采血，他们被当作“盲流”。袁洪扬还因此遭遇了车祸：

“嘴巴被撞出了血，双膝跌肿。然而当驾驶员扶起他时，他手中的毛细玻璃管还是紧紧地攥着不放”“还好，”老袁查看了一下亮晶晶的玻璃管，“这家伙没伤。”

这是何等让人崇敬的小人物故事啊！这种敬业，承担着家国责任的小人物让人难以忘怀，永远值得我们敬重。

科学在发展中进步。当年让人谈之色变的天花、麻疹，通过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不断提升系统有效的免疫手段，今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20世纪前夺取过3—5亿人生命的天花，1980年已被WHO宣布消灭。最后两份天花病毒的标本已被锁进了美国亚特兰大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冷冻玻璃瓶中。然而，我们依旧需要记得它们曾经的过往与存在。

《说说“诸暨麻疹疫苗免疫观察研究”30年》这篇文章，田渭法没有用传统论文的语言去叙述，而是以科普的语境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麻疹这一传染病的流行状况作了很有特色的回顾，让读者在阅读医与史、人物与事件兼顾的文章里留下了深刻的医学概念、地域特征和历史印记，体现出作家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窃以为这篇医学背景的纪实散文，可以成为这类文章的一种写作范式。

在《“香榧老人”马正三》里，作家写了他1987年结识的一位很是生动，至今健在的农业专家、百岁老人马正三。香榧是最诸暨的乡土符号。这一红豆杉科稀有物种有着很高的环境小气候要求，纯正的香榧如雪莲长在纯洁的雪域高原那样局限在诸暨枫桥山区很小的一片地域里。物以稀为贵，香榧的这种生长特性，让其一直作为山珍贡品而闻其名，也是诸暨枫桥贫困山区难得的经济作物。为扩大这一稀有物种的生产，为百姓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一批诸暨农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从事香榧的科学研究。

1987年，马正三这位黑黑瘦瘦、土得像老农一般的农业局干部已六十六岁——

“他为了探索一条香榧速生、丰产、优质的路子，老马一头钻进东溪这个会稽山脉大山坳中，独个儿住在空荡荡的仓房里，一呆就是八年。

“每年四月中下旬，正值春寒料峭时节，香榧便要开花了。这段季节，不管白天黑夜，每隔三小时，老马便得对雌雄花作一次观察记录。”

为了持续观察香榧的生长规律，马正三一个人“苦行僧式”躺在空荡荡的山坳仓库里，与老鼠为伴，壁虎为邻，捧书钻研啃读，常把饭烧焦。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土专家，居然在省级刊物发表自然科学论文十五篇，其中有两篇分别获得了省、市科技成果奖。在他这样的专家努力下，今天，香榧这一名贵果品已远走千山万水，成为当地响当当的一个产业。田渭法活生生写出了一位心系家乡，舍小家为大家的乡亲形象，他们是国之栋梁，是乡土里的风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敬业精神激励着后人，成为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里十分珍贵的精神资产。

身在外，家乡总是人们心头的牵挂，闻乡音，读乡土文章如空谷间听到熟悉的足音那样让人心动。原乡没有外部世界的绚丽，然而，她的回声常是我们内心平宁的压舱石。原乡永远是作家创作朴素的原点，是激荡在他们内心最有活力的元素。无论刘绍棠、贾平凹那般蘸着原乡墨汁的显性表达，还是众多把乡情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一定有着原乡流出的清泉。

诸暨东白山自然风光。视觉中国。

三、文化的守望

一场春雨过后，田野翠绿点红，循着作家画下线路图，我来到诸暨与萧山交界处的楼家桥村。站在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生存、劳作、繁衍的厚土之上，我遥想着6500多年前的刀耕火种，内心激荡。

这样的热土，远古的回声，也时时在激荡着田渭法的心灵，让他不呼不快。在《为凰桐村旁“楼家桥文化遗址”鼓与呼》这篇文章里，作家开宗明义：

“我要鼓呼：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楼家桥文化遗址如同河姆渡文化一样重要，加上家乡情结，我认为有的还要精彩，可以建设成为“楼家桥文化博物馆”，成为一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田渭法从小生活在楼家桥文化遗址边上的村庄，对这块土地耳熟能详，但这一文化遗址直到20世纪末因为修改高速公路才被发现。2023年秋日，作家来到古凰桐江边这片熟悉的土地，一任思绪奔马远行。这是华夏文明的一部份，这是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共同组成的江南文明遗迹……作家捧起一掬带着6500年历史芳香的泥土，而为之鼓与呼，积聚着他的远虑，这是一位文化守望者来自血肉里的情感表达。《为凰桐村旁“楼家桥文化遗址”鼓与呼》这篇文章里，田渭法以详实的研究综述提出了自己深邃的见解，富有学术价值。

在他众多研究戴思恭的文章里，最近田渭法又写出了一篇大胆得有些惊世骇俗的文章：《一个推理——没有戴思恭就没有天安门》。初看标题，这篇文章让我惊讶不已，但我相信作家几十年对戴思恭研究的积淀和沉思，在某种特定条件的激发下，喷薄而出的畅想。细读这篇文章后，我不能不认同其推理的合理性。

明朝是衔接从古到今中国历史的重要枢纽，大明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编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疏浚大运河等业绩，构建了大明王朝的顶峰时期，为中国留下故宫、天安门等国家标志性建筑。朱棣作为燕王长期就藩北平，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朱棣原本身体十分虚弱，还因嗜食生芹而得寄生虫病。在御医们屡施医术都无法治愈这位皇帝顽疾的情况下，戴思恭出奇至胜的疗法不仅祛除了他身上的寄生虫，也调理好了他的体魄，使这位踌躇满志的皇帝有了朝气南征北战，做出彪炳历史巨大的业绩。

他从侄儿、明惠宗朱允炆手中夺得皇权，并迁都北京，建紫禁城、承天门而成就大业。这一切如果没有戴思恭驱虫猛药的医治和细心照料，朱棣根本无法实现人生大目标，戴思恭也是朱棣最为依赖的御医。永乐三年（1405）十月，戴思恭82岁从北京辞官归家，临别时朱棣殷殷嘱托：“朕复召汝，汝其来也”，朱棣对戴思恭的依赖，尽在言语间。朱棣的大业都在戴思恭为其疗治康复后开展，如果没有戴思恭的妙手回春，这位皇帝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他的目标。

2021年4月，田渭法在清华大学参加《中国医师2021年调查报告》讨论会，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车行长安街，天安门的光芒一下子让他萌生出没有戴思恭就没有天安门的联想。厚积而薄发，这是他从医师、医学史家和明史等角度所作综合性的探索思考而得出结论，逻辑严密，让人信服。

建设“楼家桥文化博物馆”和关于“戴思恭与天安门”的推理，都是田渭法钟情于中华文明别有眼光的思想亮点。

四、耕读传家 清风徐徐

诸暨有着浓烈的“耕读传家”遗风，也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过全国高考状元县的称号。笔者也曾写过诸暨“耕读传家”传统的文章，除了拾掇总结提炼和深深感受着家乡耕读传家的“非物质遗风”外，也总在寻找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其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范蠡？文种？不像，他们作为古越国的大政治家印钤在历史里，然而，他们还不是这种存在于民间的文化现象的显性标识。

当读到《“白门义学”培养了哪些杰出人才》这篇文章时，我顿时眼前一亮，内心振奋。文章记述的是元代白门乡绅方镒办义塾的事迹。这位内心充满善念、苦耕而“有教无类”，不忘普及民间教育的乡绅，不就是诸暨耕读传家遗风的代言人物吗？是的，方镒是一块埋没在历史里的金子。他是在诸暨可及的历史里，浓烈的学风中最为典型的精神标识，作家的文章为我提供了这样坚定的认知：

在动乱的元代社会，方镒这位心怀慈悲的乡绅捐田设义庄，屡施善举帮助落难百姓而倍承口碑。后来，方镒认识到设义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乡亲的命运，他要创办义学。

在方镒一次次捐赠田产后，看到丈夫还是安不下心来，妻子张氏不解：

“张氏捧着油灯，小心催道:“该睡了，你还有甚么心事？义庄不是办了？”

方镒立起身来，叹了一会，道:“我还要创办一个义学！”

“义学？”张氏颤抖着手，“咱还有多少田地？义庄要办，义学要建，怕祖上的家产要败在你的手上了。

方镒不顾妻子、亲友的反对办起了“义学”。

然而，在偏僻的小地方办义学，要请名师谈何容易？方镒四出奔走，叩名师家门，一次次请求无果后，来到了百里之外浦江县吴莱的家中。他跪倒在这位名儒前，恳请他到白门主持讲学。吴莱被方镒的心愿感动，毅然决定担任义塾师者，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名师落户偏僻的白门，轰轰烈烈地开展义塾教育，培养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和戴良、王祎等明代杰出人才。

方镒的事迹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田渭法的研究让方镒这位教育大家活生生回到了他所挚爱的耕读传家的热土上。方镒这位白门乡绅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哺育无数贫家子弟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慈善家武训(1838～1896)。每当想起不在市井求尊严，而在史册生光华的武训和方镒，常让我落泪哽咽。

耕读传家的遗风，直教一代代接踵的后人为学而生死相许。田渭法本人求学购书的事迹，一样让人深深感动，以“生死相许”来形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求学经历不为过。在《买书、读书的故事》里，作家写出了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节衣缩食，借钱购买《辞海》的故事——1980年春，定价54元的新版《辞海》出版，几乎不吃不喝需要二个月工资的他，毫不犹豫借钱购买了这套大型工具书，可是：

“借钱要还，我节衣缩食，粗菜淡饭。患过吸血虫病，我的肠胃不好，吃了一个来月的酱菜，肠胃大发脾气，‘胃气病’终于卷土重来。我打着呃，吐着清水，吃着药，困伏在书桌上，但每当我见到三大册崭新的《辞海》，每当我疑难中向它求援的时候，元气大振，这效果远远超过了‘西米替丁’胃药片。”

这段文字，真切地写出了经历文革后，一代青年典型求知的精神状态，很好地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一代青年对知识文化的渴望，那科学春天里的故事让人扼腕。这种不惜以身体作代价奉献知识的精神，是否映照着那种为求知而献身精神的光华？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着十分隽永的历史价值。

在今天的现实里，多少人在极其简单的视频化里生存而自得其乐，让我深深感到作家这样在社会走向中的吟咏，在忧患中思考的的价值。

五、结语

2023年12月，带着多年的夙愿，我来到古凤翔之地——太白山下眉县的横渠镇，拜谒为人世间立“四心”的横渠先生张载。

在这座秦岭最高峰太白山下，在细雨中的北方，站在张载祠前仰望这位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北宋先人，我内心无法平静……

我一直在想，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优秀传统文化代代传承，大河奔流的路径上总有一批批无需天授、自承使命的文人志士，在不为功利秉烛前行。

在薪火相传的历程里，一代代继往开来的学人们身不在高位而处江湖之远，他们如横渠“四心”之吟中的人，自应天令，自肩责任践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无论风雨寒暑中，无论青春抑或暮岁……唯持心中执着之念，总在那红尘世坊深巷里散发着他们的正气。

我在想田渭法莫不就是他们中不为功名利禄，只求文化慰藉其中的一位吗？这是我写下这篇评论的初衷，也是我对一代代文化守望人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