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7日，第五论坛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家关系学论坛，中外近30位发言交流，文明互鉴 来自中国社科网视频截屏

【导读】昨天（26日）上午9点，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在“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主题下拉开序幕。在一天半时间内，80位国内顶尖学者、30位国际知名学者、20位青年学者在开幕式和五个平行论坛中，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探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又称“百人论坛”，力邀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全方位展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使之成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重要平台，并将之打造成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品牌。

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2021年10月14-15日举办，讲堂不少嘉宾参与，讲堂也予以隆重报道。今起陆续报道2022年学术中国上嘉宾观点，以飨听友、读者。第一篇为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副院长黄平观点《说事讲理论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逻辑 》第二篇为外交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观点《交互涵化中，中国知识贡献为人类共同知识》（见文末链接）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现场视频演讲 来自会议截屏

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要成为物质意义上、制度意义上的强国，也要成为知识体系上的强国、思想上的强国，目前学术界在原创性知识和原创性思想上还必须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向西方学习或说“进口”而来，所以久而久之，社会科学理论界太容易受西方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弊端：历史理解欧洲化、现实理解美国化、教授少创新

首先，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基本上还处于欧洲化状态。

对于历史的几个阶段论理解，主要来自欧洲，比如西方的罗马帝国解体以后经历了封建社会，但我们在秦始皇统一后就不是这样。又比如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前几年一直在争论是否是在明清时发生，因为这个时段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步，但从中国的具体历史发展来看，我个人觉得，不如说唐宋比明清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其次，对现实的理解出现美国化的趋势，尤其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

以往中国出国留学去欧洲的居多，改革开放后去美国的更多，我自己也是去美国留学，我们学了微观领域的社会科学。我们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出现了美国化倾向，会假设发展经济一定要自由化，政治转型一定是政治民主化，实际上，这种历史的单向发展其实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是要发展，政治也要发展，未必就是美国式的市场自由化，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民族化方式。在这方面，知识界受美国的影响太严重。

第三，学者还是以从前的教授概念来定义自我。

西方的Professor，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而我们作为知识的传授者成分居多，传授中国古典历史，或者西方理论，创新少。总体上，我们的原创性的自觉意识还很不够，这样就容易成为西方知识的应用者，结果是西方知识解释不了中国社会，也无法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

所以在国际舞台上缺少中国自己的原创知识体系，没有“Soft Power”软实力，这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害，对政治也会有害。近代以来，很多国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全盘西化过程。如果你的知识体系不能适合自己国家的实践和经验，仅套用西方的理论指导实践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方向。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他提到在中东要去宗教化。但这几年土耳其新总统上任后不断去世俗化接着再宗教化，我觉得他那样做是依据国情出发，并非一点没有道理。又如，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想把乌克兰改造成像西方一样的国家，我想还是很难。香港，很多人在知识上还没有完全脱离殖民地状态，因此产生了不少问题；台湾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人却想把它塑造成所谓的独立的台湾民族主义。世界上不少地方发生过颜色革命，很多年轻人现在恨自己的民族。

改变：学者要注重创造性，去政治化、资本化、流量化

如何改变这些现状，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

首先，应当允许学者、知识分子独立创新知识。

我提出一个概念要依法治学。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很大，因此说话必须具有责任意识，具有边界意识，并且这些意识不需要通过政治方式来处理，而是用法律方式来规范。任何国家的言论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言论自由，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政治正确。所以，要用法律来规范学术工作，尽量减少政治干预。

其次，要学习西方的方法论。

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方法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而来，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这些方法论来观察他们的社会和世界，解释他们的历史，观察他们的实践经验，并提升为概念理论。这些尝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认为比较客观。因此，我个人是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概念理论，但强调可以学一些比较客观的社会方法，重新来观察我们的实践经验、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用这些科学的方法，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之上，来创新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

第三，教学科研体制要改革。

第一要去官僚化，作为行政管理的官僚各国都必不可少，但行政体制不可主导学术活动。

第二，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不能一味“尊老”，向老人倾斜。国家虽有尊老的传统，但还应当多向年轻人倾斜，要鼓励创新，当然老年人也是很重要，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但在数字媒体时代、在新科技时代，年轻人的思维非常活跃，欧美国家的学者都是在年轻的时就成为哲学家、思想家的。

第三，评审制度要改革。现在评审制度有的甚至比西方还西方，因为西方的评审制是多元化的，我们不知不觉把西方的这些评审制度学过来，加以官僚化，因为一成不变反而大大限制、甚至扼杀了学术创造活动。

最后一点特别要强调的，作为学者要接受自我认同。不少学者老抱怨好像政治控制了学术活动，我觉得学者中不少人太依附于政治，或太依附于资本，为资本说话，现在又过于依附于流量。作为一个专业的知识创造者一定要去三化——去政治化、去资本化、去流量化，没有这样的自我认同，再好的条件也是很难创造出原创的知识和原创性思想的。

我的观点不一定成熟，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批评。

（李念依据线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原发言标题为《如何构建知识强国》）

文末链接：

秦亚青：交互涵化中，中国知识贡献为人类共同知识 | 学术中国·2022-2

黄平：说事讲理论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逻辑 | 学术中国·2022-1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来源：文汇报